大厂的主动精算 , 让审核员群体被动“卷”了起来 。 因为审核员岗位技术含量不高 , 完全靠集中精力、眼疾手快做出判断 , 采取的是“计件制” , 所以比互联网的其他岗位“卷”得更厉害 。
2020年9月 , 一篇名为《外卖骑手 , 困在系统里》的文章 , 引发全网对深陷系统的外卖骑手的关注 。 如今 , 审核员的境遇就如同外卖骑手 , 同样是“被困在系统里” 。
不过 , 张书乐认为 , 审核员与“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略有不同 , 作为价值生产环节的外卖员被精算之下 , 更多的是考虑平台、店铺和外卖员分成比 , 以及能否确保收益正向 。 而审核员本身并不直接产生价值 , 他们的整体数量和薪酬已经被过于精算 。
“对互联网大厂来说 , 更多的成本付出并不会导致它们的收益出现失衡 , 本可以用更多人力和略多一些的整体工资 , 来降低劳动强度 。 ”
04.如何解救被困在大厂精算系统里的审核员?所有重复性、密集性劳动 , 未来最大的希望是人工智能 。
葛甲告诉小巴 , 人工智能在面部识别、语音识别方面发展很快 , 但在语义识别上进展缓慢 。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 网络新词层出不穷 , 而且大量内容中的隐藏问题 , 常人都无法秒懂 , 更何况是人工智能 。
因此 , 在目前的审核中 , 人工智能只起到辅助作用 , 重点是进行初筛 , 对明显违规的问题内容第一时间进行“删除” , 同时通过数据比对 , 对侵权的内容进行有效遏制 。 这意味着 ,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 审核员的工作还无法被AI替代 。
那么 , 被困在系统里的审核员 , 该如何解救?
解铃还须系铃人 。 葛甲认为 ,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平台方多出一些成本 , 增加一些审核员的岗位 , 来缓解每个审核员的工作量 。
“当然 , 平台与平台是存在竞争和博弈的 , 假设是同样的内容规模 , 不可能A公司招聘1万名审核员 , 而B公司招聘2万名审核员 。 A和B都盯着对方做事 , 考虑的始终是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 。 ”葛甲认为 , 当外界的舆论压力越大 , 平台就会像“挤牙膏”一样 , 挤出一点人力成本 , 多招聘一些人员 。
这一点从B站的应对方案中可以看出 , 审核员“暮色木心”猝死引发大量舆论关注后 , B站在2月8日的回应中称:今年将扩招1000名审核员 。
在葛甲看来 , B站宣布扩招1000名审核员 , 就是遇到舆论压力后的“挤牙膏”行为 。 最终 , 平台在审核这块的成本和收益会达到一个平衡 。 到那时候 , 它们不会再增加成本 , 因为再大的舆论压力也没有“不亏损”来得更重要 。
“眼下还是平台可以增加人力成本、‘少赚一点’的阶段 , 希望外界对此有更多关注 , 让平台方能多‘挤点牙膏’出来 , 改善审核员的现状 。 ”葛甲说 。
张栋伟则表示 , 从根本上说 , 需要政府监管部门进一步推进企业合规 , 让企业增长与员工发展更合理地匹配 。
“所谓合规 , 就是要将企业的增长 , 与员工的贡献 , 形成挂钩机制 , 完成共同富裕 。 而现在的分配机制 , 只倾向于所谓核心员工、变现部门 , 与基础平台部门的贡献关联度太低 。 ”张栋伟解释 。
再往深一点说 , 包括物流、客服、骑手等提供基础服务的众多群体 , 他们的现状大抵相似:KPI驱动、内卷严重、工作超时、压力大等 。 他们的处境 , 同样需要被看到、被改善 。
“这需要企业参照政府的倡议和指导 , 改进分配机制 , 让全体员工共享发展成果 , 比如类似于华为的全员持股 , 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会 。 ”张栋伟如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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