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二维码，两个时代( 二 )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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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维码之父王越
技术不断前行，经济上却揭不开锅。发薪日，王越会因为发不起工资而躲进办公室，一整天不开门，甚至出现过员工拿私人钱“补贴”老板的情况。有一年，王越因为交不起房租，自己的车子也被房东当抵押开走了[1] 。
空有技术不赚钱，根本上因为当时二维码在中国缺少大范围民间应用场景。
汉信码可以在物流管理和收税领域有所施展，但二维码和个人生活看上去毫无联系。 2005年，网民都只有1.11亿，通信技术还处于2G时期，手机上网看场球赛的文字直播都还要算计下流量。
王越的故事预示了一个曾被无数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先进技术的落地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普及。实际上，二维码发源地日本也有类似经历。
1994年，电装公司研发出了二维码，但在之后的两年，这个技术就没有能走出日本便利店，一度被嘲讽为“加拉帕戈斯式技术” 。直到2002年，日本推出的具有二维码读取功能的手机才与这个技术匹配了起来。到2005年，超过七成的日本民众使用过了二维码服务[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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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装公司生产的二维码
2011年， TomiAhonen咨询公司调查了42个主要国家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发现平均值仅有10% ，中国位居倒数第三；但在2013年尼尔森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飙至66% ，仅次于韩国。 2012年，中国的5.64亿网民中，有4.2亿来自移动端，平板电脑销量首次超过了笔记本电脑。
一句话解释一下这一连串数字的意思就是：王越和二维码在中国的转机出现了。
2013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互联网就是移动互联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对此的问题的答案十分明确：“未来不应再有电脑访问的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访问的互联网之分，互联网就是移动互联网[4] 。 ”
移动互联网的土壤有了，接下去就是寻找普及的抓手。二维码选择了从移动支付的场景切入。微信因为“微信红包”的奇招而一夜成名。
微信2013年上线的时候，付款流程就与二维码绑定。第二年，微信红包上线。仅除夕当天，就有482万人由微信支付使用了这一功能。几天时间，微信支付收获了超过3000万用户。只花了3年，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就从3.3%涨到了38% 。
不过，借助扫码支付的普及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首先来自竞争对手。背靠银联的NFC支付流程更加快捷，甚至无需二维码，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能完成。 2016年2月18日，苹果的NFC支付应用ApplePay登陆中国，包括四大行在内的19家银行都进行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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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Pay
其次的压力来自监管。 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发布了一条关于暂停二维码支付的公函，认为“相关支付撮合验证方式的安全性尚存质疑，存在一定的支付风险隐患[6] 。 ”
最终二维码的突围，一方面是安全技术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更接地气的原因，则是因为它的“零成本”使用门槛。
NFC模式支付离不开POS机这一基础设备，但其使用成本居高不下。早期POS机安装得有赖于银行相关人员，且需要足足2000元押金。实际使用过程中，得再额外缴纳0.5%左右的手续费用，且每年需要面对银行相关人员的回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