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当互联网公司倒卖数据成魔咒( 二 ) 三体

几乎每个新兴的朝阳产业都会经历“先上车后补票”的过程，因为监管总是滞后于商业模式和具体业务的发展。
这里面既有监管机构孵化创新，包容试错、鼓励新兴产业起步的主动考虑，也有科技产业本身发展路径多变，难以预测进而无法做到监管前置的被动因素。
某种意义上，中国互联网公司能够野蛮生长二十年，更像是没有硅谷公司面临那么多限制的“狂野西部” 。
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面临严格监管，不需要负担高昂的合规成本，只需要专注于迅速推出产品原型、持续响应用户需求、敏捷迭代改善使用体验，剩下的等站住脚跟稳定市场份额了再说。
只立足于发展，导致了互联网公司对用户隐私边界模糊，长此以往就成了恶性循环。
贰
如何解决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带来的垄断问题和信息滥用，仍待监管创新和实践。
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将形成垄断地位的企业拆分，这看起来也是国内舆论比较倾向的一种解决方式。
这方面最早的例子，是1911年美国最高法院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判定洛克菲勒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形成了市场垄断，被要求拆分为约37家地区性石油公司。

类似的， 1984年美国司法部同样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了著名的AT&T ，拆分的结果是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公司和7家本地电信公司。
但在互联网科技领域，拆分是否有用需要考虑企业自身的业务模式。
单纯将不同业务的产品线拆分出来，比如将阿里云和淘宝强制拆分，完全独立成公司，那确实能起到很好的反垄断效果。
而对于大多数的互联网应用来说，直接将原来的企业拆分，最多只能缓解无法根治问题本身，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产品的网络效应。
譬如，如果把微信拆分成几个不同的即时通讯软件，在网络效应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通过拆分形成的竞争格局，类似于移动互联网最初的状态，最终仍然会形成新垄断型即时通讯软件。
另一种途径是将用户数据所有权完全赋予用户，同时让使用这些数据的互联网公司向用户支付费用。
这意味如今我们免费使用的某些互联网产品，需要反过来向用户支付“数据使用费” 。同时，与用户作为“data subjects”获得对其数据的完全所有权相配套的，是用户数据在网络空间的标准化。
这将为普通用户切换平台带来便利，并且为用户数据的使用提高效率。
打个比方，假如我们在微信上的联系人数据被标准化，我们就可以将联系人数据转移到其他平台，进而在不需要丢失原有联系人的情况下，切换到其他通讯软件。
这显然有助于促进竞争，保障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如果采用这一模式， Facebook和Google每年需要向每个用户支付8美元的数据使用费。
不过，按照这个支付标准来计算，估计很多互联网公司就真的笑不出来了。
当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开出182.28亿元罚单；当监管部门叫停蚂蚁集团，在香港和上海的IPO计划时；当监管铁拳一次比一次重，一天之内下架106款APP 。
这些长久以来享受商业红利，而未履行社会义务的互联网公司就应该知道，该跟过去的“美好时光”彻底说再见了。
对互联网企业处理用户数据的监管就位，毫无疑问是政府主管机构，对这些人类历史上全新业态的信息科技企业，监管强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