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向善白皮书《共生：科技与社会驱动的数字化未来》上线( 二 )

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
在全球遭遇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成为唯一由负转正的主要经济体，背后则是一系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难题，譬如，如何既控制疾病的传播，又保障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有序开展?既为数字原住民赋权，又为数字移民赋能? 在邱泽奇看来，这些问题不只是政府面对的社会公平性问题，更是科技公司面对的社会价值选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恒源认为，把企业、社会、技术放在疫情场景之下，尽管社会自身对科技的期待存在张力，但理解社会期待的复杂性依然是企业提供“善的产品和服务”的前提，理解人类适应能力的滞后性，其实需要整个产业界而不仅仅是科技界创新科技、企业、社会之间新的关系模式。
他把这种新关系模式的形成过程称之为新范式革命。在“技术-经济-社会”范式变革的大背景下，会出现大量的创新，每一个创新都有可能会触碰社会接受的边界，大量的创新就预示着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带来冲击和挑战。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技术后发国家，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场景，这是我们的优势。当然，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可以造福社会，也有可能带来新的挑战。如果把新技术的应用比作一匹骏马，我们既要允许马儿跑，也应该有一个人来引导它，至少不让它去踩伤人群。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提供了一个节奏性判断，指出疫情提供的极端环境改变了以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方式，出现了“线下主动找线上”的模式，在产品与服务的关系中，把服务进一步推上前台，制造业的服务化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从而把科技的社会价值推上了前台。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疫情期间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快递、外卖、直播带货等线上形态对实体经济的反哺，数字化技术和应用的普及同样带来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像这次疫情期间的一些物资捐助，很多都是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跨国界的物资调运、分配。尤其是在大家出行受限的情况下，网络社群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一些小区的日常生活采购、邻里之间的相互协助，很多也是通过网络社群来完成的。
在姜奇平看来，这和我们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有很大不同，我们日常的治理模式都是自上而下的结构，它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即便是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虽然大多时候是通过自组织、自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社区里的各种类型的问题，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通过集中化的方式，来服务社区的各种需求，属于传统的机构对个人的模式，居委会和居民之间有相对明确的角色分工。
但在这次疫情中，除了传统的治理模式，我们也看到了通过分布式协作来促进社会治理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各种民生问题、生活服务问题时，可以尝试通过网络社群来协助完成。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继居委会之后，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又一大创新。而这些创新的实现，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习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认为，对当下的环境而言，企业不能只讨论商业逻辑，而是要正视企业与人、社区、行业等各方面的影响与责任，只有回到“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个逻辑上，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同样认为，从解决社会痛点的角度看，企业应该花一点精力探讨，在社会比较关注但传统商业模式很难解决问题的领域，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利用新兴的技术手段，有可能探索出一些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