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客|知料 | 从Facebook到微信，社交媒体的青少年之困( 二 ) 封面传媒

在《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一书中，亚当·阿尔特提到， Instagram的创始工程师之一格雷格·哈奇马斯早已察觉自己设计了一台上瘾发动机。在Instagram的上，总有新的热点可以点击， “很快，它就像有机体一样有了生命，人们对它迷恋不已。 ”
像“有机体”一样存在的不只是Instagram ，其他社交媒体或者短视频、游戏，在拼命攥取人的注意力这一点上基本大同小异，它们背后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正是在为此而努力工作。
正如亚当·阿尔特在书中所述，人的行为部分受连续不断的条件反射式成本效益算计所驱动，这种算计决定了人的上瘾与否。
“成功”的互动体验能够带给用户奖励感，想要更多奖励，想要再次收获成功的体验，他们需要发布更完美更动人的照片与视频引人注意，每次分享照片、网页链接或更新状态，都是在赌博，一旦效果不佳，他们收获的将是挫败感，以及想要扳回一局的好胜心，长此以往，难免陷入负面循环。
在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里也批评了这些， “因为爱心、点赞、竖起大拇指这些短期的信号给我们奖赏，我们把它融合到价值中、融合到真相中，不论是否虚假、易破碎的人气，这是短期的，你需要承认，这让你更加空虚。于是你会再次这样做。因为这样，它会将你逼入一个恶性循环。你会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因为我还想要这种感觉。 ”
只要出现合适的产品或体验，无论年龄与性别，任何人都有可能上瘾，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里。亚当·阿尔特提到，从很多方面看，行为上瘾与物质上瘾非常相似：它们激活相同的大脑区域，受一些相同的基本人类需求所推动：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精神刺激，见效的感觉。
这些在Instagram上被无限量供应。对于青少年而言，生活是逐渐从现实世界转向数字世界的。在Instagram上，他们发布照片，发送消息，以此来建立友谊，获取认可，但在“社会比较”中，他们逐渐变得失落与忧郁。
上周， Facebook表示，除了暂停Instagram Kids平台的计划，并计划引入新的可选控制，让父母监督青少年的在线活动，包括“休息”功能，不过这些功能具体的上线时间还未定。
而中国各大社交内容平台为了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而提出的“青少年模式” ，也更多停留在时间限制、内容推送限制上。 6月份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里，设有两款规定：任何企业都不得提供诱导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这些设置要求在抖音、快手、B站等各大平台的青少年模式上对应下来：时间上， 14岁以下的用户每天只能使用40分钟，且晚上22点至次日早上6点无法使用；内容上，推送内容多为教育类、知识类内容；操作上，用户无法进行直播、无法进行打赏、充值等操作。 10月初，微信发布了新版本，在青少年模式上线了“监护人授权”功能，也只是为青少年使用微信多加了一层管理，这些看起来都更像是一种“物理隔离” 。
但在青少年心理健康上，这些设置能发挥的作用可能很有限，上瘾技术广泛存在于生活之中，社交媒体早已成为新一代的可卡因，它们不仅控制着青少年的注意力，还在越来越深入地夺走他们在自我价值与身份的独立判断能力。
已经越来越多人同意，社交媒体是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一旦发明出来，就难以控制它的影响了。它可以被用于加强社区联结，为友谊、亲情和爱提供更方便的沟通渠道，可以普及和传递现代文明价值观，但同时也为假新闻、政治谣言、两极分化、极端势力提供了培育土壤。现在，它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加已经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