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广告、政策保护与新自由主义经济：谁影响了美国互联网生态？( 八 ) 编者按：在经历了“科技冲击

监控广告业依旧敏锐地意识到了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谷歌和Meta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它们的主张是互联网的政治基础：即私营部门的领导。这些公司可以通过足够的游说和公共关系操作，来忍受任何“技术冲击” 。 2018年，马克·扎克伯格在国会作证时告诉议员们，他“不反对监管” ，只要是“正确的监管” 。
任何关注该行业规范的人都知道，行业自律和“通知和选择”式的隐私范式是完全失败的。在压力下，监视广告平台将继续推出透明度调整、隐私主页和其他改变，这些改变会对其企业的利润产生影响。它们将限制对某些系统的恶意使用，而它们的公关团队则会为这项“出色的工作”喝彩。然而，这些公司不会做任何可能破坏其核心业务模式（即不用负责的监督）的事情，除非民主社会让它们别无选择。
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出台一项政治计划，与监控广告业务模式正面对抗。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公众压力可能最终会促使美国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因为立法者正在考虑对大科技公司那些不可触及的领域进行一系列关于隐私、数据安全和反垄断的干预。 2022年1月，众议院提出了《禁止监视广告法》（BanningSurveillanceAdvertisingAct）。该立法提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关注的是潜在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具体的隐私损害。
我们现在知道了在新自由主义下，互联网25年的治理是何种样貌。我们正生活在“让私营部门主导”的结果中。现在已经到了为互联网提供另一种政治愿景的时候了：包括更多的民主问责制，更公平的权力分配，以及更少屈从于市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