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江小涓数字治理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用数字技术治...|江小涓：要将对平台内部合规管理的监管放在首位( 二 )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现在有些学者批评说监管者不理解数字时代的垄断问题，不过在我观察的范围内，监管者还没有如此轻率地说由于平台太大了，所以我要打击你，真正处罚的时候还是讲究专业性的。当然有许多值得讨论的新问题，例如平台易于跨界经营和消费者易于多平台转换，就使没有同业竞争者并不等于没有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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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社会的治理
这里讲的数字社会，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并列的一种划时代的社会形态。数字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数字技术为其赋予了新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交往的规则。比如大数据和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每个人可以得到什么信息（智能推送）和获得什么资源（例如网络银行用算法决定谁能获得贷款）。数字技术还可以为早期的其它交易规则增效。比如市场信誉用于增进交易，但以前这种信誉都是局部的，骗子可以一处一处行骗走遍全国。但是现在互联网平台，一处失信则处处难行。这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改变有重要影响。
从监管角度看，平台监管肯定是数字社会监管的重点，但确实面对许多难题：
一是大而管不了。一些消费者日常使用的大平台，出了问题肯定不能一关了之，有问题要整改但不应停运。
二是快而跟不上。平台上的商户、商品和服务数量巨大，以百万、千万计，而且更新极快，外在监管力量完全跟不上。
三是深而看不透。大平台都是上千项多层次投资项目及其它利益关联，不细查深查不易看透看准。
四是新而看不懂。不同平台商业模式不同，相似平台也有很大差异，视频平台B站、抖音、快手还有小红书，经营模式有挺大差别，而且各自都在持续创新，外部监管者看明白理解到位很不容易。
面对这样的格局，数字平台怎么治理呢？除了政府继续加强和改善监管外，平台自治是基础是首要，一定要强调自治，没有这个基础，平台之外的监管者没有办法应对平台治理这个难题。
平台在过去监管宽松的环境中已经运行了20多年。没有政府管理为其赋信，消费者怎么敢买东西？平台只有走自我管理这条路。即使现在政府严加看管，但规模巨大和海量高频交易，政府的监管能力实际上远远不足。平台每天要处理的纠纷和问题非常多，一旦处置迟缓，对平台的影响非常大，客户直线往下掉，舆情发酵就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平台只要存在一天，就必须承担起协调和监管的职能。
平台的自我治理重点是平台生存所需要的，如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纠纷处理、交易信用维护、价值观导向正确等。之所以能够有效自治，还是靠技术能力。 99%的商品和内容审核都是靠智能算法，有没有侵权，有没有黄暴赌毒等，人工复核只能是极少数。总之，在政府监管之外之前，这么多年中国各类平台还算有序运转，还能成长发展，靠的是自治为主的秩序维护。
对行政监管的思考
回顾平台发展史，思考这几年监管中的成效与问题，我们认为今后对平台的监管，仍然要将平台自治水平的提升放在首位，换句规范的表述，就是要将对平台内部合规管理的监管放在首位。政府要给平台提要求，说清楚平台要自我管理好哪些问题，平台要能够向政府向社会明示其内部合规管理的有效性并接受监管。关于平台合规管理问题，国际上有成熟的做法，是不是建立了一个保护消费者的合规管理体系，是不是有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的合规管理体系，而且有ISO体系中的评价标准。当然，政府必须严格监管平台合规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这是政府在数字时代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社会平稳运转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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