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毕生研究送人后离开科研成了司机，别人却凭借他的成果获得诺奖( 二 ) 200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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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查菲与钱永健在获得了GFP克隆之后， GFP的应用开始腾飞，并在短短十多年内成为了生物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GFP照亮了生命科学。但与GFP的应用一路高歌猛进截然不同的，是普瑞舍的命运。离开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后，命运女神再也没有眷顾过这位曾经与光为伍的生物学家，他的工作也永远和「生物光」断开了联系。普瑞舍先后为美国农业部植物保护中心进行了一些遗传学的分析工作，虽然又被调往马里兰州进行植物相关的研究。好景不长，普瑞舍新研究所所在地的就业市场很快恶化，他又不得不前往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为一家NASA的供应商公司工作，工作内容是研发监控舱内环境与宇航员身体状况的芯片。为NASA做研发的这份工作，让普瑞舍找回了实验室的感觉，普瑞舍也真的享受这份工作。但坏运气从未离开， NASA突然取消了该部分研发的预算，普瑞舍失业了。此时的普瑞舍已经50多岁，他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频繁更换工作地点。他需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每个月要交750美金的家庭医疗保险。如何吃饱饭，成为这位曾经站在生命科学研究前沿的学者眼前最为迫切的问题。万般无奈之下，普瑞舍在当地丰田经销商找了一份工作，工作内容是开面包车，时薪8.5美金。普瑞舍每周能赚300美金，勉强足够维持着自己家庭的生活。在绿色荧光蛋白获得诺奖之后，媒体蜂拥而至，采访了很多普瑞舍在当地工友。当普瑞舍的工友向媒体吹嘘他们「教会」了普瑞舍很多东西之后，媒体问道：「普瑞舍有教你们一些什么吗？比如DNA 。」，普瑞舍的工友反问道：「DN什么？那是什么东西？」。普瑞舍的工友不能理解普瑞舍对人类所作的贡献，在他们眼里，普瑞舍只是一个时薪8.5美金的小老头。荣誉与释然普瑞舍是很多人的缩影，因为生物学界根本不缺少那些极具天赋却不得不离开学术界的人。但也许从未有人像普瑞舍一样，曾经如此接近诺贝尔奖，却过得如此不顺心。他是第一提出GFP能用于标记的人，也是第一个克隆出GFP基因的人，最后却沦落到开面包车的境地，的确让人唏嘘。钱永健后来在接受TheScientist的采访中表示，自己从2004年开始，就不停的向各种学术奖项提名下村脩和普瑞舍，其中就包括诺贝尔奖。至今为止，钱永健本人还认为普瑞舍应该取代他的位置，因为普瑞舍的论文发表的更早，而诺贝尔奖更该发给真正做出伟大发现的人，而不应该成为是自己的「终身成就奖」。而另一位获奖者马丁查菲也在公开场合表示「普瑞舍比我更值得诺尔贝奖。」但造化弄人，各种机缘巧合，使得普瑞舍成为了众人眼中最不幸的生物学家。各大媒体纷纷为其喊冤，要求学术界为其正名。唯有普瑞舍本人，将一切都看得很轻。生活中的普瑞舍是一个极度谦逊和幽默的人。对于三人因GFP获奖，普瑞舍由衷为他们感到开心，也丝毫没有悔恨与嫉妒。他对媒体说到：「我最主要是因为要照顾家庭而没有坚持下去。」「他们三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科学，而我没有。他们比我更值得诺贝尔奖，」「如果我继续了我的学术道路，也许我会获得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我对家庭的付出一定会减少，这是我不想要的。」离开学术界的十多年中，普瑞舍从家庭中找到了安宁。在孩子长大成人后，安顿好了家庭的普瑞舍在他59岁的时候回到的学术圈。 2010年，他终于接受了钱永健给他提供的职位，重新开始了关于荧光蛋白的研究，再次踏上了追光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