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零售，向前一步( 三 ) 美团的零售形象越来越具体。

非典型零售互联网公司
各平台均看中零售，背后的原因并不难猜。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0823亿元，其中全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042亿元，由此计算，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5% 。亦即，中国零售市场份额线上化率不到30% 。
将剩余70%的零售搬上网，意味着30万亿元的市场空间，自然诱人。
但现在参与零售的企业众多，除了传统电商平台，现在几乎每个平台都在瞄准电商。而且还有新兴的社区团购，大型商超自建线上平台等各类新零售。要想在战场中站稳脚跟并取得胜利，只能看各自的本事。
而美团可以说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一般来说，互联网主流模式的核心是信息的流通和匹配，但在此基础之上，美团的重点还要覆盖至最终的履约环节。
从表象来看，互联网公司们拥有不同的APP，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但本质上，互联网模式只分为两类，一类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一类提供“零售”产品和服务。其中信息类的代表是腾讯、百度等，其服务主要在线上完成，零售类的代表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其服务需要在线下完成履约。
“零售”类服务比“信息”类服务的模式更重，往往成本更高、毛利率更低。而在“零售”类的代表中，美团是最重的一个——作为互联网行业中，美团通过“最后一公里”的强履约模式，连接了本地最大规模的线下实体以及最多从业者的企业。
美团拥有最复杂的业务生态，对于国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均有所涉及。它的到店消费囊括了吃喝玩乐、酒店、旅游等多种形态；到家业务兼具了商品和服务，包括商超便利的货品、餐饮外卖的食物，以及家政、养老、跑腿等上门民生服务。除此之外，美团还通过小黄车、电动车、聚合打车平台等提供出行服务。
复杂且紧密的业务矩阵，大幅提升了美团的成本支出，但同时也提高了其用户体验的确定性。
在上海疫情反弹期间，依赖自提的社区团购模式陷入全线瘫痪，美团则通过美团买菜、美团闪购和跑腿等其他业务形式，保障市民的生活所需。在北京疫情反弹期间，美团买菜、美团闪购业务，也在第一时间调用其他业务仓配资源，有效提升了履约效率。
模式重有利有弊。一方面，模式重的好处在于，业务的安全系数高。在互联网零售行业里，模式迁移成本越高、复制难度越大。比如，产业带商家和品牌商家的搬运是相对容易的；扎根于本地的业态要做迁移难度极大；维系最快的供给履约体系，则难度更高。
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连接的生态参与方众多，美团要做好不同群体的价值共享就成为了一个巨大挑战。
实际上，成立12年以来，美团绝大多数时间处于亏损状态。2022年Q1财报数据也显示，美团经调净亏损为36亿元。对比之下，阿里2021财年的净利润是1506亿元。被认为一向是靠补贴亏损换市场的拼多多，已经连续4个季度实现盈利，去年四季度的单季盈利是66亿元。
在这背后，是美团“重模式”背后的“高支出” 。仅仅在骑手支出一项上面，2021年，美团用于骑手的成本支出就达682亿元，这笔支出约等于百万级别务工群体的全年收入。
整体来看，美团依旧在“赚辛苦钱” 。它的所有业务，包括到店、到家、商品零售等，均伴随着线下既有实体的数字化进程，而非向电商等业务那样，培植一批线上的，替代一批线下的。由于不存在互联网增量对于实体存量的挤出效应，决定了美团和商家之间的关系更像“合作”而非“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