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数字经济转型中的就业群体分化及多维治理( 二 ) 郭晶晶|耳麦|黄鹂智能|王猛|黑

第二，数字经济转型驱动劳动力市场就业群体分化。从经济资本的理论逻辑来看，产业数字化转型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分化必然带来劳动力转岗流动，进而导致收入分化与群体分化。经济学理论认为，收入最终取决于劳动者的边际产出，边际产出持续增加的根本原因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产业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创造性破坏使得制造业中的低人力资本岗位减少，高人力资本岗位增加，减少的岗位往往多于增加的岗位，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将会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大量被淘汰的低人力资本劳动者进入低端服务业，边际产出的增量少于劳动者人数的增量，甚至平均边际产出相对下降，导致低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收入维持不变甚至相对下降。收入分化加剧的社会后果就是社会群体分化，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国的发展已经印证上述发展逻辑，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全球化与产业数字化引发美国民众收入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增加。当经济上处于两极，人们的价值观就会变得对立，社会分化、政治分裂就是必然结果。
我国劳动生产率两极化及就业分化趋势
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及其数字化转型，共同促使部分劳动者转岗就业并发生职业流动。这些被高端制造业淘汰的转岗者能够流向哪里呢？答案是大多流入低端服务业。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表现出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快速上升。与此同时，数字产业化转型推动现代通讯技术、移动互联网与物联网快速发展，数字产业化与商贸服务业数字化深度融合，平台数字商业模式应运而生。从网民数量、应用广度、移动互联网渗透率等多维度指标衡量，我国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领头羊，全球十大平台经济中，中国的阿里、百度、腾讯占据三席，数字产业、共享经济、在线商业平台模式的创新激发了大批创业公司。在平台数字商业模式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滴滴车主、阿里巴巴的生态化就业等大量新业态。因此，在我国的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制造业的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商贸服务业同步发展，制造业转岗的劳动力主要流向数字平台商业与服务业的新业态。
我国就业分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出独有特征。从基尼系数的变化来看，从1990年到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由0.3攀升至0.4以上左右，但近10余年来基尼系数基本在0.45左右波动，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我国数字经济转型并未带来收入不平等加剧，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就业分化与转岗流动增加了收入不平等，但数字产业化催生的新业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收入不平等的上升趋势。从微观机制上来看，近10年正是产业数字化与数字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期，制造业数字化造成收入分化加剧，但平台经济模式下的新业态，不但消化了制造业淘汰的转岗者，还吸引了许多原来低技能、低收入工作者，也为许多低收入劳动者提供兼职与多份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而缓解收入分化的趋势。可见，劳动者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分化与新业态就业机会上升两种力量的相对大小。我国数字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数字经济转型会加大高收入与中等收入之间的差距，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从而将我国收入差距维持在较为稳定的状态。
数字经济驱动就业与劳动方式变革
在数字经济转型中的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不但引发了就业群体的岗位流动与收入分化，也极大地改变了劳动者的就业与劳动方式，对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配置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