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知识数据库建设要跳出“知网怪圈”( 二 )

“这是基于当时互联网兴起初期的实际情况，以促进网络内容传播的繁荣。不过，到了2006年，国家出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网络转载并没有获得额外的豁免。也就是说，网络转载只要没有得到著作权人的许可，就构成侵权。 ”丛立先介绍。
“先授权，后使用” ，得到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确认。第三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其第五十三条明确，构成侵权行为的包括：“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
在类似事件中，权益得到法律确认，但鲜有人主动主张。一位刚刚在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青年学者表示， “作为高校老师，我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只想让论文进行网络传播” 。
“现在，很多期刊的纸本订户越来越少，有的期刊依靠版面费生存，学术传播基本或完全依靠数字平台。不可否认，知网为学术研究和传播带来了极大便利，但知网等平台遏住了学术期刊的‘咽喉’ ，控制着期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张洪波总结， “学者和期刊对知网又爱又恨。 ”
期刊“单方稿约”无效，汇编作品享著作权可获收益
发表论文不是新鲜事，但为何这次知网事件引起如此大的舆论反应？这还要从期刊与作者的“一纸协议”说起。
在办公室里，张洪波随机拿起三本期刊递给采访人员。在版权页上，这三本期刊都刊发了类似“说明” ，即作者如投稿至本刊，就视为将作品相关权利让渡给了期刊，期刊有权处置作者的作品，其中包括网络传播权。
“期刊的版权主要体现在期刊作为汇编作品，依法享有完整著作权，可以行使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有关权利，并获得收益，但其行使权利的前提是必须得到每一个原作者的许可。期刊单方面发表的版权声明、稿约，仅是一厢情愿或者邀约而已，不能构成有效合同。 ”张洪波说。
一所“双一流”大学资深期刊主编马德建透露：“知网的做法是不与作者见面，试图用‘一纸协议’解决作者版权和传播归属问题，避免与作者产生直接关系，把责任转嫁到期刊身上。 ”他研究了相关案件发现， “知网宣称已和期刊约定，由期刊与作者代签网络传播协议。但是，涉案期刊却拿不出任何一份与作者的有效协议” 。
“在与期刊的合作过程中，作者为了作品能够得到刊发，往往对期刊的版权声明不作任何表态，或者将此看成约定俗称的做法，着实是被逼无奈。 ”张洪波说。
可以看出，作者对期刊“保持沉默” ，和期刊被平台“裹胁”的逻辑基本一致，都是为了获得网络传播权。
采访人员采访发现，很多期刊隶属于高校或科研机构，有的编辑部人员不过二三人。有专业人士指出，我国期刊整体呈“小散弱”的特点。
北方某大学期刊副主编郝明明告诉采访人员，知网以每年约200元的价格“打包”发放给该期刊作为作者稿费，但是由于收支两条线，期刊编辑部的进账，交由上级主管部门即高校处理， “我们也没见到过这些钱。当然，也没有作者问我们要” 。
不过，也有例外，一所中部高校期刊负责人告诉采访人员，知网曾要求与该校期刊打包签订独家协议，要求校属期刊除公益传播外，只能在知网上传播，但遭到了学校的拒绝。 “这些期刊都是好刊，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我们不想被知网限制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