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一名副总裁提出要在市场部实行竞聘,因为市场部部分中层领导满足于现状,缺乏斗志,严重拖慢了市场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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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议一提出,立马得到了其余几名副总裁的附和,可是这个方案偏偏到了孙亚芳这里被否决了。
孙亚芳之所以力排众议拒绝了这一提议,是因为她认为竞聘这种工作方式,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做法。
华为的人力资源体系已经被打造得相对完善,对干部的评价系统也比较完备。
公司接下来应该要做的,是通过运作体系来考察干部,而不是通过施加压力来形成竞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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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几位副总裁打磨许久的方案,被孙亚芳的片刻思考而击败。
针对几位领导的担心,随之她提出了“狼性文化”,旨在让进入华为的员工接受“狼性”的训练,将每个人打磨成不屈不挠的进攻者,让那些看轻升任董事长的高层领导心服口服。
助华为困境脱险,创“左非右芳”时代
除了能够在顺境中帮助华为一点一滴地成长,在逆境中孙亚芳同样能做到挽狂澜于既倒。
2003年,华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艰难期,这一次对内要提防叛出华为的李一男,对外要和起诉华为侵权的思科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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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原本逐年上涨的销售额,却在这一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同时思科起诉华为盗用源代码,要求华为停止生产,并对思科做出赔偿和道歉。就在任正非头疼之时,孙亚芳开始在背后为他出谋划策。
首先孙亚芳建议任正非拉拢更多的盟友,也就是思科的竞争对手。
随后她又向外界展示华为的工厂,让人们相信华为不需要靠抄袭来完成制造,最后孙亚芳主动出击上诉思科,让思科偷鸡不成蚀把米。
正是这一系列操作,让华为在这场官司中赢得彻底,也让任正非很快抽出身来专心对付李一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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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左非右芳”这个称号在业内广泛传播,一些人也将她视为任正非的接班人之一。
相比较于其他领导的“战略规划和决策指挥”,孙亚芳更倾向于辅佐任正非,说她是任正非最出色的助手也不为过。
因为在整个华为,对任正非脾性和思想的理解,无人能够出其右。
曾经孙亚芳给任正非写了一篇报告,报告中提到了三个观点,一是体制创新,二是让个人成就欲望者成为英雄,三是具有自我批判能力。
这三个观点得到了任正非极大的认同,在随后任正非发表的《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中》,被他引用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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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刚过完春节,华为全体员工刚刚来到公司,便拿到了任正非布置给他们的一次考试。
考试的题目是“无为而治”,要求在两个小时内,写出对公司的理解。
就在员工们要么抓耳挠腮,要么胡编乱造时,孙亚芳自信地写出了一篇名为“不要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的文章。
任正非看完全部的答卷后,唯独将孙亚芳的这一篇挑了出来多次浏览,后来还被任正非刊登在了《华为人》的报纸上。
《华为人》
由此可见,“左非右芳”这个说法不仅仅源自孙亚芳的个人成就,更体现在她对任正非思想的执行、推广和传承之上,所以这个说法她受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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